汉军从长安城开拔之后，刘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就开始推行第三轮新政了。
这一轮新政的重点就是税制改革。
大汉的税种主要是可以分成了三大块，分别土地税【地租等】、人头税【算赋口赋等】、杂税【关税市税等】。
其中，在杂税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名目繁多的财产税和商业税。
以上三种赋税，土地税直接交至大司农；人头税一半交到少府，一半交到大司农；杂税则交到少府。
大司农是大汉的国库，少府是天子的私库，二者决不能错乱。
除了以上三大税收之外，水衡都尉每年要铸造新的五铢钱，相当于一笔铸币税，也归天子所有。
以上种种，就构成了大汉和天子的钱袋子。
当然，赋税不仅关乎钱袋子，更关乎天下的许多事情。
人是逐利的动物，上位者可以通过调节税制，来调节人的行为，从而调节大汉国策。
所以刘贺只要完成大汉税制改革，也就会间接完成许多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改制。
长久以来，从先秦到大汉，最大的一项基本国策就是“重农抑商”。
虽然孝武皇帝在位期间，曾经大力扶持商业，但在其余更多的时间里，商人虽然占据了大量的财富，但是地位极低。
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重农抑商，就是担心商业会冲击农业，造成人人逐利，无人务农的局面。
但事实证明，商业的崛起不一定会影响农业，重视农业也并非一定要压制商业。
孝武皇帝就通过扶持商业，为连年的对外战争搜刮到大量的财富，而农业也没有受到损害。
如今，刘贺推行了大量新式农具和新式农耕之法，大汉农业的生产力得到了发展，就更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遭受冲击。
所以现在的大汉有条件将“重农抑商”改变为“以农为主，以商为辅”。
原来，维护“重农抑商”手段有两个，一是国家的暴力手段，二就是税收的手段。
就拿现在的大汉来说，杂税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税种，就是为了“抑商”而存在的。
在市场上征收的“摊位费”和“交易税”——市税。
商品通过关隘时时征收的“过路费”——关税。
向出借钱粮的利息征收的“利息税”——贳贷税。
对全民财产征收的“财产税”——赀税。
……
以上的这些杂税，还只是面向商业活动本身征收的赋税。
像张安世这些世家大族，他们虽然不是市籍，但是只要发生了交易行为，就必须要缴纳上述的税收。
另外，那些被登记到市籍上的真正的商人，他们还要额外交一种“财产税”——算缗钱和算车钱。
【前文误将编户齐民的财产税写成了算缗钱，应该为赀税，有市籍的商人缴纳的财产税才是算缗钱和算车钱】
于是赚了大钱的商人，要么会想尽办法脱离市籍，要么一开始就不是市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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